之所以提出把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确定为一项系统工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元上都“申遗”过程中,已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今后还要走一段很艰难的路,而且只能进不能退,更不能半途而废；二是从元上都遗址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文化影响力等，都决定其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三是在其“申遗”过程中需纵向上的上下联动，横向上的多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完成各种相关的、繁重而艰巨任务，甚至还有不少需要补课之处，当然更需要一定的人财物力做保障；四是不论是内蒙的文化大区建设，还是锡盟的文化大盟建设，都需把元上都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做为一项重要内容。
    一、元上都遗址的基本情况
    元上都遗址位于正蓝旗上都镇东北约20公里处，始建于1256年，经三年建成，初名开平府。是从1260年忽必烈在此继承蒙古汗位起，先后有11帝历时108年与元大都（燕京）交使用（两都制度）的陪都，其中有6位皇帝在此登基。遗址北靠龙岗山，南临上都河，处在金莲川草原的怀抱之中。据记载，其城垣呈方形，分内城、外城和外苑三重，城墙周长67公里。现各类建筑虽不复存在，但从遗址轮廓中还可看出当年恢弘，豪华，显赫和繁荣的景象。其内城是皇宫,有宫殿30余处，外城是市区，有宫暑60余所，寺庙堂观160余座，为商贾工匠聚集之地。外苑城墙全用黄土夯成，为居民、仓廪所在地。在建筑风格上既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寺庙等大批建筑物，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群。形成了以宫殿遗址为中心、分层，放射状分布的格局，可称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融合的经典之作。现保存良好的宫殿、外城城墙、整齐对称的街巷、错落有致的建筑遗迹，良好的草原生态环境，与遗址相关众多的物质文化遗存，都向世人展示了这片大遗址的完整和大气，在遗址出土的汉白玉龙雕，工艺精美、细致，是珍贵的考古文物，但历史兴衰总是残酷无情的，公元1358年12月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攻克上都城，焚毁宫阙，随后于明永乐初年（15世纪初）变成了一片废墟，也造成了大量文物的流失。
    二、元上都遗址“申遗”的意义及其必要性
    第一，这片废墟曾为元大都的陪都，做为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又一中心，忽必烈等元代帝王曾在此创造过很多辉煌，将蒙古帝国推向鼎盛时期，开创过广阔的疆城和空前的强盛，曾在这里传承和孕育的文化，对丰富和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忽必烈创造并使用的八思巴文，对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政治文化生活产生过重要作用，并对周边国家文字形成影响深远；由于这里曾为中国和世界历史名城，所以早已被《大不列颠百科词典》收入其中并名扬海内外；欧洲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此生活和工作过多年，并为后人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当时这里也是中外科学家施展才华之地，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建成了回回司天文台，还完成了《万年历》的编写并献给忽必烈，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在此设计建造了铁幡竿渠；忽必烈将这里做为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以及异域文化大融合的交汇点，选贤用能，吸收汉文明，集结各路汉儒为重臣，形成了“金莲川幕府”侍丛集团，建立了元代全新的统治体系；这里也曾是佛、道、伊斯兰、基督教与萨满原始宗教兼容并存，和睦相处的汇聚地，同时又是通往漠北和林、元大都、西域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
    第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对提升元上都遗址本身的文物价值会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对加大蒙古游牧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利用和传承，发掘蒙元文化在人文，艺术，创作，考古研究乃至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建设，扩大对内蒙古和锡林郭勒草原的宣传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目前全世界有蒙古民族1000万，其中我国有600万，蒙古国240万，俄罗斯有近100万，做为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的蒙古民族，曾以元上都为中心开拓了广阔疆城和强盛而大一统的王朝，但留下的文化遗存却不多。从地域上看，内蒙古现在还没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从历史上看，元朝时期的“世遗”尚为零。这与创建文化大区很不协调。元上都如能列入“世遗”，将会填补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空白，也会使 “世遗”更具代表性。
    第四，体现了对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视。历史的更替中元上都变成了一片废墟，但这片规模宏大的废墟历经650多年的风雨沧桑依然保存完整，本体及周边（附近）环境没有受到重大破坏和再建新的建筑，遗址与周边草原环境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和谐。经比较，这不仅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都城大型遗址，也是在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草原游牧民族大遗址，所以将其申报“世遗”，有益于加大对这片大遗址的保护、开发、永续利用以及传承和抢救与蒙元文化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三、元上都遗址“申遗”的过程及其进展
    多年来，在内蒙、锡盟、正蓝旗三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有关业务部门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元上都遗址的“申遗”和保护工作已取得了斐然成绩。
    1964年遗址被内蒙政府列入区级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启动“申遗”工作并在当年被国家列为申报“世遗”预备名单；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一五”期间重点保护的中国100处大遗址名单中；2006年国家再次将其纳入申报“世遗”预备名单。
    1996年，自治区下拨200多万元，盟行署和旗政府共安排2000多万元，用于遗址有关软、硬件配套建设和维修投入。如1999年对居住在遗址上的103户住宅进行搬迁；2002—2005年对遗址全部用网围栏进行围封禁牧，回填了城墙遗址上的140个菜窖及遗址前2300延长米的人工渠；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清理修复了300延长米的皇城墙，修建了10公里绕行于遗址外通行的砂石路替代了一直从遗址通行的便道（兰旗所在地至五一牧场）；将遗址前原文物站迁出；修通了遗址与308省道相连接的12公里柏油路；2006年，旗政府还投入10万元在遗址内修通4.7公里砂石路展示通道取代了容易破坏原貌的自然通道，还安放了一些说明牌。2007年自治区和锡盟两级再投入800万元，在遗址前建造了忽必烈雕塑群，金莲川赏花的栈道，十三敖包和苏勒锭等展示建筑及服务设施。进一步改善了遗址保护和“申遗”的硬件环境。
    在“申遗”软环境建设上，为加强对遗址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正蓝旗成立了由政府一把手挂帅的遗址保护委员会；在遗产展示上，正蓝旗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内蒙古吉泰集团投资建成了元上都博物馆并在2008年7月26日投入使用，丰富了遗址展示内容。为提高“申遗”文本的撰写质量，自治区文化厅专门派遣骨干力量与正蓝旗组成了申报“世遗” 文本撰写组，目前正在撰写修订中英文版申报文本，制做相应的图版，幻灯片，电视片等。正蓝旗还委托西古建设计研究所编制《元上都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和《元上都遗址周边蒙古民族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上两个规划已通过国家级专家论证，目前正待国家文物局批复。此外，2006年还制做完成了比例为1：1000的元上都原貌沙盘。总之在遗址的保护和“申遗”工作上迈出的步子还是很大的。
    四、元上都遗址保护和“申遗”所面临的形势
   《世界遗产公约》是联合国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所设立，当时有35个国家缔约。我国是在1985年才成为缔约国，在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由于我国缔约较晚，“世遗”数量只排第三（为2007年数字）。第一是意大利（共41处，其中与梵蒂冈共享1处）；第二是西班牙（共39处，其中与法国共享1处）；我国是35处，其中自然遗产6处，文化遗产24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5处。
    2007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文化遗产有32处，元上都遗址榜上有名，但一方面国家文物局对预备名单在排列先后上采取的是“动态管理”的原则。经比较各方面条件成熟和领先的优先申报。另一方面从这些年各地的“申遗”情况看，也不排除政治因素的作用。近三年内我国优先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已基本确定。2008年是福建的土楼（已于7月申报成功）；2009年是嵩山古建筑群和五台山（双遗产）、2010年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但元上都遗址能否挤进预备名单先列并早日跨入“世遗”门槛并不是没有机会，因为在2007年新西兰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将《苏州——凯恩斯宣言》对各国申遗名额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即每个已有遗产的国家每年只能申报的两项新提名的遗产中，可以都是文化遗产项目，并由缔约国自己决定。这样，我国每年就可上报两个文化遗产项目，这无疑为元上都遗址早日成为“世遗”创造了更大空间，这就看我们如何在“动态管理”中争取主动，夯实基础，如何在“申遗”的门槛前，经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排优争先，早日拿到入场券。
    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和草原游牧民族典型代表的蒙古民族，在十三、十四世纪曾创造了振憾世界的辉煌历史，开辟了辽阔疆域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建立起一套具有蒙元特色的全新的统治模式，而元上都遗址恰恰是最具代表性，有说服力，能见证这段历史的成规模完好保留下来的大遗址，申报元上都遗址为“世遗”，有利于保护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世遗”名录中的民族文化个性及特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上特别注重平衡性和代表性。显然以上因素都对元上都遗址“申遗”早日成功十分有利。
    五、必经把元上都遗址“申遗”做为重要的系统工程
    从元上都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申遗的进展，面临的形势及遗址能够早日成为“世遗”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等各方面讲，元上都遗址必须尽快跨入“世遗”门槛。但在申遗过程中，又存在极大的难度和复杂性及不确定性。针对面临情况，需要形成合力，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扎实有序推进下去，就必须将“申遗”工作列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来对待，并投入一定的人、财、物力进行攻坚。
    一是切实加强对“申遗”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机构要提高层次、要升格。锡盟、蓝旗两级要共同积极争取，请示成立由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挂帅，自治区、锡盟及蓝旗相关部门参加的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密彻配合，有工作力度、协调一致的“申遗”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
    二是积极争取国家文物局乃至联合国家教科文组织的指导和支持。要与国家文物局保持经常性联系和沟通，争取国家文物局加大对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的相关指导和帮助，并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有关专家深入遗址所在地进到考察指导，以不断推动“申遗”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三是加强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单位（地区）的联系沟通。首先是向“申遗”已经成功的地区（单位）学习，如到福建土楼等地学习取经，吸收其“申遗”中好经验、好做法；其次是向正在“申遗”并且工作成效显著的地区（单位）学习，以取长补短；再次是与“世遗”和“申遗”地区（单位）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互通有无，及时掌握“申遗”工作动态。
    四是切实加强对遗址的保护和科学利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本着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第一要重视保护规划的编制。争取“集中投入，注重整体效益”的做法，委托知名设计单位编制保护工程方案，力争早日完成国家级论证和立项；第二要做好对遗址本体环境的保护。在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维修工程时，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划设计，坚持日常养护与抢险维修并举，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以确保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多样性”。随着旅游压力的日益增大，要抓紧改变粗放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的现状。要科学设计和建设（硬化）车辆和游人参观通道及停车场地，以免随意乱踏乱压使本来很脆弱的遗址环境出现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第三要注重改善遗址周边环境。元上都遗址是以大草原为背景的大遗址，这与其它遗址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差别，也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遗址的独特风格。因此搞好遗址周边环境保护，既是加强遗址本体保护的内在需要，也是彰显草原遗址特色的重要保障。所以在继续抓好遗址周边草场围封的前提下,要加强虫鼠害防控和草场沙退化防治，治理裸露草场，提高植被覆盖度。对龙岗山要进行全面封育和植树种草绿化，并建立相应的环保监测系统；第四要重视遗址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特别要做好展示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切实高展示水平。如在遗址中要还要多设立一些帮助游客了解元上都及蒙元文化方面的更为详细的汉、蒙、英文宣传（说明）牌；再如要抓紧规划和建设好遗址博物馆（或遗址文物陈列馆），不断丰富馆藏内容。又如要通过现代媒介手段，搞好以声、光、电为载体的遗址相关情况介绍和展示，还可以在遗址和其它旅游景点悬挂“元上都原景”展示图。使遗址的历史文脉信息能更加全面，系统、真实的再现在的人们面前。
    五是努力搞好对遗址的相关宣传。有效的宣传是扩大元上都遗址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正蓝旗通过举办那达慕、元上都文化旅游节、奶食节等活动对元上都遗址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同时通过中央、自治区等广播及电视台不断扩大了遗址文化的宣传覆盖面，这些好的做法必经坚持下去。今后，还要不断创新宣传手段，改进宣传方法，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努力提升元上都遗址的品牌影响力。另外加强旅游开发也是扩大宣传的有效途径，对此一方面要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整合好元上都遗址与周边自然、人文旅游景点资源，如开发元上都地址与金莲川草原、浑善达克沙地、灰腾锡勒草原、多伦西山湾、大河口、姑娘湖、山西会馆、汇宗寺等旅游线路，将这些景点用线串起来，根据旅游者的需求，搞一日游或几日游；另一方面要下大力培养一批当地的高素质的导游队伍。导游是一个地区的“窗口”和形象，培养一批熟悉蒙元文化历史乃至中国和世界历史，精通元上都遗址人文、自然风情和盟情旗情的导游队伍。使之成为元上都文化及蒙元文化信息的传播使者。
    六是必须加大“申遗”及保护方面的经费投入。抓文化建设与抓经济、社会建设一样，是需要投入的，同时抓文化建设与抓经济和社会建设一样，只要决策正确，就会得到应有回报和产出，这一点早已充分被“申遗”成功地区（单位）的实践所证实。重视投入,舍得投入，是加强遗址保护,提升展示水平和争取“申遗”成功关键,因此要形成自治区、盟、正蓝旗三级财政经常性匹配支持的投入机制，确保按照保护规划和展示规划的要求标准进行维修和建设。另外要积极争取其它渠道的项目资金,如国家大遗址保护专项补助项目；“十一五”期间国家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项目；还有正在争取的意大利政府援助性文物保护项目等,当然更应注重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节约开支，认真安排支出预算,做到少花钱多办事，把钱用在刀刃上，用最低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效益。
    七是完善遗址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保护条例》，上报通过并颁布实施；制定保护区周边居民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方面的相关政策。